破产重整作为一种挽救陷入危困企业的有效机制，通过相关程序及制度的设计，对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做调整，可避开企业破产清算。从各国的立法与实务情况去看，破产重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传统的企业存续型重整；第二种是事业即营业让与型重整（又称出售式重整）；第三种是在部分国家与地区存在的清算式重整 。其中前两种模式最具有典型意义，是重整制度在实践中发挥其社会调整作用的主要操作模式，且在司法理论及实践中被广泛研究和运用。但对于清算式重整的理论研究很少，能够检索到的清算式重整案例也较少，且存在概念不清、内容矛盾之处。本文对采用“清算式重整”模式的司法案件进行剖析，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思维，归纳案例中的共同特点，总结适用清算式重整模式的特征，并与出售式重整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厘清清算式重整的概念及内涵。并从破产重整的目的出发，阐明清算式重整作为单独的一种清算模式，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最后结合实践案例，对清算式重整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提出意见建议。

  笔者借助微信搜索、百度搜索及北宝以“清算式重整”为关键字进行检索，仅收集到8个相关案例，与重整的传统模式即存续式重整和出售式重整相比，清算式重整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非常之少。

  杭州金桥玻璃有限公司主营钢化玻璃制品制造、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等。2017年7月3日，富阳法院受理金桥公司破产清算案。2018年1月7日，金桥公司管理人向富阳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书，采用清算式重整模式，利用清算程序得出普通债权清偿率，并以此为基础引进战略投资人，在重新调整经营模式后，实现企业的破茧重生。经过前期公开招募及谈判，最终确定由原租赁方作为金桥公司及关联公司重整投资者，通过受让三家企业现有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的方式获得资产，经第一次清偿普通债权的清偿率达到了66%。历时半年的金桥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重整成功，不仅保障了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将原金桥公司的落后产能淘汰，通过清算式重整，以“净壳”的形式注入新的业务与资源，进入资源优化配置后的教育行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浙江百速鞋业创办于1999年5月，主要生产男士休闲鞋和劳保鞋，出口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是国内多家有名的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多家国际大品牌的生产基地。但因该公司对外担保的某鞋业老板跑路，百速鞋业陷入了近8000万元的担保链债务。2014年2月，债权人申请对百速鞋业进行破产重整。过程中管理人提出重整方案，允许企业继续自主经营，同时协调债权人、战略投资人、债务人等多方利益，依托破产制度所必经的清算、评估程序，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式”再评估，以债权人可获得的普通清偿率为基础，按份分割担保债务，并免除超出的担保债务，以此实现债权人、战略投资人的利益最大化。2014年10月22日，瑞安法院裁定批准由债权人会议以72.75%的通过率通过重整计划。此后不久，百速鞋业将1800余万元清偿完毕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百速鞋业完成破产重整 。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温州市唯一一家建筑施工总承包的特技资质企业，曾经是中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之一。由于受到温州互保联保危机的影响，同时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导致现金流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中城集团最终资金流断裂、严重亏损，于2014年向瓯海法院申请破产重整。2015年1月25日，中城集团100%股份通过温州产权交易拍卖行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2015年3月19日，温州瓯海法院宣布了中城集团破产重组的最终方案，该方案保留了中城集团的品牌和特级资质，最终将中城集团以100%的股权卖给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周剑组成的联合竞买人，最终竞价为5800万元。本案最大的创新点在于，瓯海法院创造性地提出了“分离式处置，清算式重整”的思路，以实现“无害化剥离资债，有效性利用资源，最大化保护权益”的目的。具体来说，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竞买人将取得中成集团100%的股权，并且取得其优质资源和资质，中城集团原有股东权益、资产、负债等方面，除存留清单列明之外，全部整体性移转至由中城集团全资设立的较低注册资本的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清算义务。由此，中城集团的资质等资源都得以保留，而原有债权债务则能够获得解决，这一方式尽可能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

  徐州市宇丰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15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许可经营项目为粮食收购销售，一般经营项目为库房租赁、普通货物仓储、装卸服务等，由于经营不善以及牵涉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公司经营陷入困难。2015年9月8日，法院裁定受理宇丰公司破产清算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债务人及部分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同年10月30日组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裁定进入重整程序。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考虑到宇丰公司作为具有独特经营优势的粮食销售及仓储企业，行业特许经营资质、一定的行业资源且公司地理位置优越，具有一定的经济和市场价值，在清算式重整思路引导下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由投资人一次性注入600万元重整资金，以0对价受让债务人100%股权（因企业资不抵债，股权价值为负值），取得债务人房产、土地使用权、经营资质等有形及非货币性资产，债务人以所获重整资金和企业其他破产财产为限一次性清偿债务，存续企业的未来收益与债权人无关。2016年12月23日，宇丰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目前已执行完毕 。

  2012年6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2013年3月25日，因债权人会议未能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故绍兴中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浙江玻璃破产。破产清算期间，浙江玻璃仍基于债权人会议的授权，在破产清算期间以托管方式继续营业，实现破产清算情况下的正常生产。浙江玻璃整体资产，经过债权人会议授权，重新分割出售，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由其是福建旗滨玻璃收购浮法玻璃资产后，对此进行了升级改造，将绍兴作为其产业布点的重要环节。并且，福建旗滨玻璃通过资产证券化运作，将浮法玻璃资产装入上市公司，至此原港交所H股上市公司的浙江玻璃核心资产，成为A股上市公司旗滨玻璃布局华东的战略性资产，僵尸企业得以涅槃重生 。

  浙江赐富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86年，主营化纤、薄膜，涉及房地产开发、家私商城等业务。2012年以来，受经济提高速度下降和产能过剩等影响，部分行业效益一下子就下降甚至亏损，公司制作经营十分艰难， 2014年6月起被迫停产。2015年4月，赐富集团陆续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为减缓“赐富集团”资产贬值，维持商业部分资产继续经营，寻找合适投资人，2015年8月8日，通过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了包括留守部分核心技术人员，工业设施通电保温，商业资产监管经营，授权管理人灵活处置资产的相关债权人会议方案。2016年1月7日，管理人就“赐富集团”资产包在《浙江日报》、《柯桥日报》等公开刊物发布第二次变卖公告，根据变卖公告确定的规则，2015年12月13日，“赐富集团”名下化纤、薄膜、富邦马凯龙家居市场以整体资产包的形式，由荣盛集团并购成功。荣盛集团也因此获得了“赐富集团”原有的客户资源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其产业市场占有率，也由此提高 。

  灵川县金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金海国际”，基本功能为居住小区、大型商场及相应配套用房，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该项目于2015年开始停工。2017年3月2日，灵川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金海公司破产重整申请。结合本案情况，管理人最终选择了清算式重整方式。一方面，可通过重整模式的协商谈判机制，实现各方债权人利益的调整和平衡，比如本案中担保债权人最终同意放弃近2000万债权的优先权，又比如本案中政府作为拆迁房债权人为投资人提供力度较大政策、税收支持；另一方面，既实现了挽救房地产项目的根本目的，又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出现破产清算模式下也许会出现的破产财产无人问津的僵局，或者处置价款较少损害债权人的权益 。

  浙江振越集团注册资本达19000万元，是一家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企业，年上缴税收超过2600多万元，拥有酒店、房产开发等产业的集团公司。但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困难等原因，公司严重亏损。后向诸暨市法院申请破产清算，鉴于振越集团有许多优质资产，具备重整基础，且管理人面向社会发布公开招募（遴选）振越集团重整投资人公告后，意向投资人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管理人也提出了可行性的清算式重整方案，2016年9月30日，诸暨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会上宣读了破产清算转入破产重整的裁定书，会议表决通过了振越集团清算式重整计划 。

  清算式重整作为一种重整模式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存在，如《日本公司更生法》（1997年法案）第191条规定，更生程序开始后，以公司的延续合并、新公司的设立或营业的转让等为内容的计划草案的制订有明显困难时，法院可根据计划草案制订人的申请，许可制订以清算为内容的计划草案；再如美国破产法第1123条（a）（5）（D），允许在重整程序中提出一个进行清算的计划。王欣新教授认为清算式重整是指在重整程序中直接制定以清偿债务为目的，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清算、出售、分配的计划，是在重整程序中企业没办法存续或让与时，允许破产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与破产清算并无实质区别 。而李冠颖法官认为清算式重整是以清偿债务为目的，在重整程序中制定对债务人财产优于破产清算时的清算、变现、分配的清算计划，无害化调整债务，保留企业优质资源，保持原企业的法人资格存续，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整人负担（尤其是在有新投资人情况下），最为便捷地清偿债权人债权。其目标是使投资人可以无负担地进行生产经营，达到破产企业破茧重生的效果 。

  从两位学者对清算式重整的理解来看，均认为清算式重整是在重整程序中按照清算时制定清算计划，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清算。但在重整程序中清算制度的优势如何发挥，清算制度的边界在哪，均没做出详细的论述。同时王欣新教授认为从实务功能上讲，清算式重整中的清算计划，相当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破产财产变价与分配方案，当其为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在法律性质上又有些与和解协议类似，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单独将其作为一种重整的方式尚无必要。而李冠颖法官认为清算式重整集破产清算的效率价值以及重整程序的挽救功能的优势，重整计划制作更具有针对性，对债务人资产进行处置变现（变现方式并非出售一种），以变价所得清偿债权人债权，同时以重整程序保留了债务人企业法人资格。

  笔者认为，存在即是合理，清算式重整作为一种重整模式，日本及美国破产法中均有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在探索适用该种重整模式对公司进行挽救，应当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重整模式予以认可。结合上述司法案件及清算式重整的概念，清算式重整主要有以下特征：1、清算式重整作为一种重整模式，应当在重整程序中适用，其运行应适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关于重整的相关规定，其实质还是重整，而不是清算；2、具体制定重整计划时参照破产清算程序对债务人财产做评估、变现、分配等，或将破产清算方案作为重整计划的一部分供债权人或投资者参考；3、以保留债务人的法人资格为前提。案例1、2，均是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采用破产制度所必经的清算、评估程序，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式评估，得出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在保留原企业法人资格的前提下，再以此为基础招募投资人或制定重整计划，为典型的清算式重整模式的运用。案例3、4、7、8是在重整程序中，将破产企业的优质资产按照破产清算情况做审计、评估，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拍卖、变卖方式或以售卖股权的清算方式对外处置，以处置所得作为企业重整计划的启动资金，既拯救了企业，也拯救了业务。案例5中的浙江玻璃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采取“托管经营”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继续生产经营，虽有“继续经营”的重整表象，但并不符合清算式重整的特征，且该案在财产变价方案通过后，已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剩余诉讼以及执行事项，由管理人继续履行破产清算职责。案例6中的浙江赐富集团也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将其资产打包处置，虽由荣盛集团获得客户资源以及核心技术人员，但该模式是破产企业财产处置的具体操作，提高了荣盛集团市场占有率，但赐福集团确被破产清算，并未“起死回生”。

  从以上案例的分析可见，对清算式重整是清算还是重整仍存在模糊认识。从语义修辞上理解，清算式重整是一个偏正短语，而偏正短语由修饰语与中心语组成，结构成分之间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清算式重整的修饰语为“清算式”，中心语为“重整”，是以清算式来修饰重整，故清算式重整的核心是重整。同时从适用的程序上来看，清算式重整作为重整的一种模式，其适用的破产程序仍然是重整程序，企业一定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重整条件，法院才能裁定企业进入重整程序，此后才是根据公司负债、经营、财产，以及重整价值、是否招募到投资人等情况来选不一样的重整方式或模式。由此可见，清算式重整在法律性质上是重整程序，仍然适用重整的法律规定，产生重整的法律上的约束力与效果。

  重整程序的目的是通过重整程序，使债务人公司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暂时解脱，获得喘息之机并可通过法律程序提供的特殊手段去重新安排业务和改善资产结构，实现债权人利益、债务人利益及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达到多赢的效果。重整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工具，通常考虑和顾及多方面的利益和因素，包括特定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执行、保护投资者利益、保障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一般公众利益的维护等 。英美两国对重整程序的实质存在不同的倾向性，英国破产程序的首要目标是拯救业务，而不是公司这个外壳，而美国《破产法》第11章旨在执行相反的公共政策，在公司破产案件中，社会的最大利益在于保存和复兴这个企业本身，而不单单是它的事业 。结合我国国情及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应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思路运用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积极引导适用破产重整程序，促进企业重生和社会稳定。故重整的实质应该是在判断该企业是否有挽救价值的基础上，通过重整是否能使各方利益主体获得比清算更优的地位。清算式重整作为一种重整的模式，如该模式的运用能够挽救企业，能够使各方利益获得最大化，那么该模式就有存在的价值，只要对重整有利的方式均可适用，这也符合王欣新教授主张的重整应“重实质而轻形式”的一般原则。王欣新教授虽认为清算式重整没有必要单独作为一种重整模式存在，同时也肯定了清算式重整模式存在的价值，王教授认为债务人在重整程序中可以对清算有较大的控制权，有更多的时间对其业务进行清盘，因而提高破产财团的最终价值 。

  出售型重整与清算式重整有很多相似之处，适用时往往导致两者的混淆。在对案例3温州中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的评析中，作者徐阳光、叶希希认为从类型上分析，审理法院倾向于定性为“清算式重整”，但我们大家都认为，分离式处置模式，既有清算式重整的内容，亦有出售式重整的影子，但却很难归入这两类模式中去，如果非要作归类，我们大家都认为“分离式处置”模式更像是一种反向出售式重整 。

  出售型重整，又称事业让与型重整，是将债务人具有活力的营业事业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出售让与他人，使之在新的企业中得以继续经营存续，而以转让所得对价以及企业未转让遗留财产（如有）的清算所得即清算价值清偿债权人 。出售型重整具有以下特征：1、债务人重整后不再存续，切除无效资产；2、将企业财产或营业实际变现分配；3、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无法追偿；4、避免因债务人股权存在质押或法院查封等带来的重整后股权无法过户问题；5、避免因豁免债务带来的所得税问题的困扰以及因债务人股东不同意权益调整的风险。出售型重整模式，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保护企业主营业务的存续，使重整企业的资产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应有价值；另一方面，可有效隔离债务人企业的或有债务，避免因或有债务而导致重整的失败 。

  清算式重整与出售式重整都具有将企业财产或营业进行清算变现分配的特征，但清算式重整并不导致破产企业法人资格的消亡，其拯救的核心是保留企业法人这个外壳。而出售型重整是不保留原债务人企业的存续，在营业转让之后将债务人企业清算注销，营业的重整是以在原企业之外继续经营的方式来进行，拯救的是营业事务而不是公司外壳，体现的是“重整制度重在挽救事业而非企业本身”的理念。

  清算式重整模式的重点是在保留原企业法人资格的前提下，对其优质资产、具有重整价值的资源进行清算式剥离，引入投资人或以剥离取得的款项进行重整。既然要保留原企业法人资格，适用清算式重整的企业就需具有一定的“壳价值”，需具有资源的稀缺性和收益性。此处的“壳价值”应做广义理解，不单单是具有某种资质、掌握某种技术、享有商标专利等非货币性资产，还包括依附于该企业的政府政策、优惠措施、人员结构等。

  1.具备某种行业资质。获得该资质要一定成本，如特许性、具有市场价值，且政策上不允许通过转让方式获得，如果简单进行破产清算会造成资源浪费。案例3、8中的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振越集团有限公司均具有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特级和一级承包资质，案例7中的金海房地产开发企业具有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对于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资质是其立身之本，一定要活得建筑资质或开发资质才能正常经营。以建筑资质为例，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每一级的资质标准都会对企业资产、注册建造师等企业主要人员、企业近5年工程业绩等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案例4中的宇丰公司具有国家许可的粮食收购销售资质。上述行业资质依附于企业本身，随企业主体资格的消亡而消亡，但这些资质具有资源的稀缺性和收益性，对企业来说均具有很大的价值。

  2.企业固定资产如房产、生产线、土地使用权等与企业经营高度匹配，转作他用价值不高。如案例1中金桥玻璃的核心资产土地、房产，均以租赁方式分租给数个承租人，且作为重整投资的原租赁方更是租用金桥公司一半以上的土地厂房创办了学校，前期装修达百万以上，租赁户腾退难度较大且腾退后处置价值不高。案例4中的宇丰公司具有同资质相配的行业资源且地理位置优越，具有一定的经济和市场价值。

  3.债权人对清算式重整模式认同程度较高，即对破产清算和重整程序有正确认识，充分理解不同程序作用，对债务人企业资产情况和债权清偿有较为客观的判断 。在制定重整计划时将清算情况下的普通债权清偿情况作为重点内容向债权人通报，充分听取债权人意见，在债权人认同该模式的基础上遵照最大利益原则、优先保护原则和公平对待原则推进重整程序的有序开展。如果债权人对清算式重整模式不予认同，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也不便强制通过重整方案，只能转为破产清算。案例5、6是均是在破产重整计划未获得通过的情况下，才转为破产清算，在破产清算情况下通过对资产处置方式的合理设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

  诚如郑志斌教授所说，重整作为企业的再生制度，不应该仅局限于简单僵硬的一些固有模式，应该鼓励创新、寻找适合公司发展的多种思路 。清算式重整作为挽救危困企业的一种模式，有独特的经济价值，具有企业资产、资本结构重新整合的商业经济价值，能挽救陷于困境的债务人，同时很好地平衡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在具体适用时应结合破产企业的特点、破产原因、经济政策等因素，同时该模式本身也不是固定僵化的，是一个开放的模式，能吸收采纳多种方式，只要对企业重整有利，只要符合各方当事人利益。